约翰·杜威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胡适曾说，自从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邦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像杜威这样大。追溯到90多年前，也就是1911以后，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教育界进行了一场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就诞生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盛行一时”的时代。

五四一代的学人很快就把他介绍给了国人。早在1912年的时候，蔡元培就首次向人们推荐了杜威的思想；到了1919年3月杜威来华前，蔡元培甚至鼓励人们“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在身居要职的中国弟子们的簇拥下，杜威很快亲临中国，言传身教。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他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中国十三个省市，以一流教育家的身份，作了多次讲演，所行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导致他不得不一再推迟回哥伦比亚大学的日程。

针对传统教育的严重弊端，他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教育主张。他强烈呼吁将传统学校里的不良措施全部废除，如同除去囚犯的囚衣和拘禁囚徒的镣铐一样。他提出的——“儿童中心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在当时，对社会上所奉行的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的教育方针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在杜威看来，教育所要追求的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民主”也是其中一种。为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当时美国教育“注重于专门性的和技术性的东西而漠视了美好的生活”，没有成为美好生活的审慎的创造者和培育者。而他也一直身体力行地改变这种状况。

虽然杜威生前就曾受到白眼，其教育理论也经常处于艰难的“低谷”境地，死后也曾一度蒙受恶名，但是，他的许多基本观点仍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一度湮没的著作和理论又再度受到垂青。在中国本土，人们也重新开始谈论杜威，和他在中国度过的轰轰烈烈的两年。

再次浮出历史水面自然有很多原因，可是最基本的一点是，作为对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影响最大最广最久的教育思想理论，杜威的理论中的确蕴含了不少正确合理的教育命题。例如，我们现在都强调教育要尊重和热爱儿童，关注学生的潜能及其发展；应该让学生学会探索和创造性的学习，要改变以课本、课堂、老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和杜威的理论内里也是相通的，而他的理论也仍然能够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某些积极的影响。

好玩的是，美国人把杜威的形象比作无所不能的“幽灵”，他们形象地说，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杜威的幽灵在美国课程里游荡”（William E.Doll），“杜威的形象……一直盘旋在课程争斗之中。”（Herbert Kliebard）这里说的“幽灵”应该指的是渗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一种观念、一种范式。杜威曾经勇敢地打破了旧有的范式，而同样，William E.Doll等人也在试着打破杜威的范式，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为我们正在经历和探索的这一切打下了基础。他的幽灵鼓励我们继续这一工程”，不过接下去他更为自信地说：“而我们拥有他那时候所没有的工具——新的哲学观、宇宙观、复杂理论和解释学。”是的，我们已然拥有这些，当一切客观条件具备以后，新的声音和思想的出现和迸发成为了所有人的期待。

当然，未来的工具必定会超过杜威，未来的思想必定也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像，它在前进中怎样能够不通过杜威。一切就像人们所说的，“离开了杜威，教育史是一片空白”。

这里辑的几篇文章大略介绍了杜威的生平、所提倡的教育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包括两年的中国之行、若干次颇具轰动效果的讲演的介绍，还讨论了杜威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力图还原历史事件应有的位置，并揭开一些不为人知的史幕的暗角。

我们不禁要问，如今的世界里，杜威的“幽灵”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继续在学校和课堂里游荡还是飘移到别的什么地方？也许答案还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