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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对当今中国的教育局面感到绝望,我为当今的中国教育感到羞耻。——中国社会为什么全面落后?为什么经过百年的努力和牺牲,至今还要对国民讲最基本的“荣”与“耻”?问题出在国人仍然没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基,立人之本。但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很多是教育管理者和资深教师,思想层次比较高,对我的发言可能感到不可思议,也有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语重心长地劝我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要坚守岗位。
其实我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这样的话,也经常对教师作如是说。我没有发现大家对此反感。我们对许多现象早就视若罔闻。比如,有些学校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学生一个月只放一天半假,教师也跟着学生封闭在学校里;有的学校,教师必须从早到晚在校工作(六点进校,晚上十点后离校);有的学校公然搞“升学率末位淘汰制”(谁带的班升学率在年级排末位,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下岗)。——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另一方面,教育的崇高一直徒有虚名。在西部,还有一个月薪水仅仅40元人民币的代课教师,他们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他们说“每个月能拿150元就满意了”;在贫困地区,还有小学生仍然在“风波亭”里读书(我们社会的宣传工作一向是很负责任的,那些大量反映贫困地区教育状态的照片在网络发布已经好几年了,至今没有消息指责它们是伪造的,所以我不能不信);教育经费一直没能实现达到GDP4%的承诺,有些省区反而持续下降;一些地区仍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从全国范围来看,广大教师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相反,由于经济压力大,一些学校不得不靠乱收费来维持运转,这就又造成教育的耻辱。当然,我还可以举出更多外国所没有的“教育耻辱”,但是没有必要了,只要能做到不背过脸去,一个有良知的教师不会不感到羞耻。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现象。我认为,如果鼓励教师“坚守”这样的“岗位”,既缺乏人道精神,也模糊了基本的荣辱观,玷污了教育。
我的同事中,没有官僚富商子女,也没有几个高层知识分子的配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想通这样一个问题也需要什么高智商吗?因为我们的辛勤工作,学生敬重我们,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中许多人不愿意做中小学教师;学生甚至能像敬重贤人一样尊奉我们,而他们宁可曳尾泥涂。我曾经错误地认为,一名教师,如果把自己的学生教到不敢做教师、不肯做做教师,是悲剧;谁曾想到这种悲剧会出现在自己身上?然而,这个责任,能让教师来负吗?
历经坎坷的索尔仁尼琴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今天,我们可以在许多公开场合毫不费力地听到一个校长肆无忌惮地攻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甚至听到他们用粗俗的语言玷污教育,然而由于体制的原因,教师不得不在他们的野蛮管理下“从事阳光下最高尚的职业”,这样的困境,教育行政部门当真一无所知吗?很少见到他们能有所作为(当然他们也许和我们一样无奈)。而教育行政官员为子女择校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教育学教授也在为孩子各科学习请家教……教育界早就乱套了。
我之所以感到“绝望”,还因为我终于敢于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人重视子女的学历教育,但是中国人并不重视教育。也许,对中国社会的实用哲学而言,发展教育也许是一件可怕的事。
什么意思?还是不说了。
看穿了,看透了,然而理想不灭。
真的教师,为自己的理想而坚守。
我们守在高地上,遍体伤痕,弹尽粮绝。不远的后方组织起啦啦队,传来锣鼓声,奖章、锦旗已经做好,大型诗歌朗诵会也准备开场,领导的致词已经写好,还有题词……仿佛只等我们最后的牺牲。那里的人很多,也有许多可以支持我们坚守的资用,可是就是没有人肯来增援。这时,你如果肯喊一声“向我开炮”,有可能成为千古无觅的英雄,然而你如果看够了袖手旁观,怀疑自己不过是祭坛上的牺牲,敢喊上一声“老子不干了”,则必然成为遭万世唾骂的叛贼。高地上的悲壮,往往如此。弹火硝烟往往不足惧,而冷漠与空谈抵得上暗箭。只是,我早已不再感慨什么“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无耻”了。理想者的坟墓本来就应当在高地上。
觥筹交错,肉林酒池,“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连村夫也会嚼着猪头肉,捧着酒碗,对高地上忘死的人嘲一声“不值得”;市井则在麻将桌上聊天,把坚守者全当作疯子;而官僚则会认为是自己的哪一次讲话相当于“精神原子弹”,让人敢于舍身……不会有人去想高地上已经没有一滴水;没有人去想弹尽粮绝惟一息尚存的人在期待什么。
我有时想到,未来的人写教育史,他们可能会毫不留情、不顾事实地认为这一代教师“执行了错误路线,给中国教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就如今之视昔,妄论多少多少人死得不值得。所以,令我感到绝望的又不仅仅是教育,多着呢。
有朋友对我说,你的随笔往往不过是把我们大家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以后还是能不说就不说吧。
我不觉得自己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我的思考到了目前的水平,并且觉得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就说,我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我对自己职业的忠诚,也就是说——我对自己从来没有绝望过!
大概是在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我曾对“毛泽东思想”的语法结构产生过兴趣,如果把“思想”理解为动词,毛泽东一个人思想,不但能代表全党,还能代表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可以不思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然而,在荒谬的年代,不也曾经是事实吗?我们只有靠独立思考,才能不负“知识分子”这四个字。我以为自己能想到这一步是有“独立意识”了,没想到今夏林贤治先生看了我的《前方是什么》一文,问我:“你的文章中提到‘思想解放运动’,请问‘思想解放’能靠搞‘运动’吗?”我才想到,自己距离真正的独立思想还很遥远。
真话说出来也没有什么麻烦,况且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这样说心里话。虽然也有些同行认为有些思想与言论不合时宜,可是我如果隐瞒自己的观点,我的灵魂会不得安宁。我凭什么要为某些人的心旷神怡而违背自己的意志?再说,我们的社会,还有许多人喜欢把人们当作驯服工具,当作奴隶,还有什么比一个知识分子作精神下跪更痛苦的事?
对从事教育的人而言,不说假话应当是职业道德的底线;从个人修养层面而言,说真话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仅此而已。
何况,我们还在高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