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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问：“文革初期，真的有学生打教师的事吗？”我说有，而且我亲眼见过。很多学校，都有教师被学生活活打死，甚至不准收尸，各种残忍的刑罚，学生都像是无师自通一般，令人发指。
不但学生不了解文革，连青年教师也不敢相信，我们曾经历过那样的时代。
“牢记过去，你将失去一只眼睛。忘记过去，你将失去两只眼睛！”——索尔仁尼琴告诉我们，俄罗斯有这样著名的谚语。
文革的痛苦记忆，可能会缠绕我的一生。在那些年里，颠颠倒倒的怪事物几乎摧毁了一个少年质朴的是非观。在那些年里，黑白颠倒，是非颠倒，人只要列入了另册，连姓名也被倒着写，打上红叉。那样的事，比现在流行的“恶搞”厉害百倍，中国人在整人、折磨人方面总是最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
才不过40年的时间，大家都不愿意再提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屠杀，中国人要永志不忘；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杀戮，对良知的毁灭，对文化的摧毁，却要忘个一干二净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千方百计不让青年一代知道文革真相？
我的记忆像一部一直在放而且没有结局的电影。
我知道，记忆对一些人来说是良知的苏醒，对另一部分人而言，是耻辱的印记，是伤痕，对某些大人物来说，是那床锦被下的污秽，是面具下的罪恶。请想一想：是哪些人不肯回忆昨天？
不是说群众有怀旧情结吗？请看，明清的街道张灯结彩，民国时期的公馆修缮一新，都成了旅游资源；我在西南某地，看到干道上大地主家丁打扮的汉子站成长长一列，吆喝着为饭店招客；城市不断有“公社大食堂”、“知青饭店”开张，新近又有江苏溧阳推出的9999元的“地主一日游”……可是一旦出现“文革酒家”、“红卫兵饭店”，就有工商局去管了。最不能碰的一块总是犯忌的，这终于让我们知道伤疤在哪里。
你说奇怪不奇怪？
旧日时光有哪些是值得记忆的？作为过来人，是不是都能有理性的认识呢？
有教师逼问来访的教授：“你在某某杂志上的文章我看了，你为什么还在议论‘反右’？反右是党领导的，只不过扩大了一些，你这样揪住不放，可能不合适吧？”教授正不知如何回答，教师开始提第二个问题：“大跃进是有错误，可是如果不搞大跃进，我们中国在世界上能有那么高的地位吗？”教授激愤地反问：“可是饿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教师辩解道：“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在一个层次上，没有争论的必要。可是教授大惑不解，问：中学怎么还有这样的教师，难道从来不读书？难道从来不思考？难道把过去全忘了？仅仅因为生活在城市而没有饿死，仅仅因为在文革中没有吃太多的苦头，一个就会那样去解读一个时代！我们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人？
看文艺演出，我最怕的听见文革遗韵。最早我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后来读巴金《随想录》，才知道像他那样历经劫波的人，也和我一样脆弱，只要听到“样板戏”就会想起打人的铜头皮带，就会想起牛棚的鞭子，就想起“早请示晚汇报”，就想起三呼万岁永远健康，就想起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怀疑领袖的话就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事过去多少年了？听人们在嚎唱“样板戏”，便想到，才过去三四十年，短短的三四十年。而那些绝对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样板戏”竟能令人们痴迷至今，不正是因为“洗脑”和毁灭教育的报应吗？
新年音乐会，合唱团唱了几十年来的革命歌曲。青年们把它当作娱乐，又唤起我对极左年代的记忆，我们当年就是那样被愚弄的。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难以接受的，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小部分人对大部分人的愚弄。我熟悉那些歌词，对一名语文教师而言，这些歌词可以让他了解什么叫“语言的工具性”，——祖国的语言可以用那种方式尽情地去糟蹋，可以被编成各种谀词颂歌，逼使人们去唱。可是在今天，我看到参加那些合唱的人们，年纪最大的当年也不过是幼儿园的娃娃，这些歌曲也许是他们曾经的快乐，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在那些乐曲下演出的罪恶，而现在却又忘记了。
或者是手上不小心沾了同胞的血，或者是在麻木中触摸着同志的血，也有的人，是靠善良者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也有的人，就是因为天性嗜血，竟被尊为“伟人”。斯大林主义时期，“非正常死亡”和“错杀”的人数是多少？沙皇一百年统治，只处死过几十人，加上流放而死的人，不过几千人；斯大林在30年间杀死的公民，远不止是“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是一千倍以上。因此，当有人还想唱“全世界都羡慕我们”，那他一定是刽子手的后代。最近，我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又看了一遍，斯大林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甚至超过希特勒，——因为他是对自己的人民下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一直感到耻辱，因为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基层党政机关的会议室里，这个杀人如麻的屠夫的画像仍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像并排挂在一起。
伟大的亚·伊·赫尔岑这样说：“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所以，我不能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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