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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课
－－插队纪事
下乡的第一天，公社把我分到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接连下了几天的冬雨，路全坏了。我从没走过那么泥泞的小路，田埂宽仅尺余，地烂得却像泥潭，走在上面有过独木桥的感觉，每走两三步鞋子就陷进去一回。风如刀割，更因为拎着行李，走到天擦黑，已经累得直喘气了。就在这时，远处天地间忽然有一个人呼喊着往这儿跑过来，跑近了，我才看清是位姑娘，她扛着一付扁担，个儿高，很壮实，脸是黑红的。她也喘着气，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和队长说着什么，看见我们，改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队里已经做好晚饭了，不知我们为什么还没到，她不放心，跑着来了。我这才看清，她跑得快，是因为赤了脚的。她边说边抢过我手中的行李，三步并两步，挑起来走到前面去了。队长说，她叫刘玲娣，是妇女队长。
晚上队里开了欢迎会，男女老少全坐在蚕室里，旱烟味儿刺鼻，女人们几乎都在纳鞋底。我在一群姑娘中看到了刘玲娣，在灯下看清了她，大眼睛，厚嘴唇，很憨厚的样子。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纳鞋底，可能因为她是个队干部。见到我，她说了几句话，一是“我们这里冷”，二是“你们皮肤真白，做生活（干活）会苦的”。她身后那群姑娘笑成一团，大概是笑她敢和城里男人说话。
冬天的农活少，无非是积肥一类的活儿。第三天，我在地里挖坑时，玲娣拿着锹到我这儿来了，问：“想家吗？”我最不喜欢人家问这样的话，但是人家担负的是对我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只好敷衍她几句，想以后熟了再谈。可是过了没一个月，她就出嫁了，嫁给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我对她嫁给那么一个形象猥琐的粗汉感到不可思议。老乡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别看刘玲娣读书读到高中，是个出众的姑娘，但她家成份“太高”，人家看上了她，她要是拒绝，一大家子以后怎么办？不敢不答应。她嫁了个有权势的人，干部就不会再找她家的麻烦。玲娣家是什么成份我记不清，也许是富裕中农，她父亲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解放没几年就病死了；母亲是从云南娶回来的，胆小怕事，根本不敢做主。刘玲娣为几个弟弟着想，嫁过去了。夫家就在村前，所以也还常见到玲娣。她怀孕了，到小店来买针头线脑时，看见我总是憨厚地笑着打个招呼，但是不怎么说话了，气色也不好。村上的小伙子都说“鲜花插到牛屎上”了，老年人也叹息，说她那个婆婆是个妖婆，玲娣嫁过去有罪受的。
我有点不相信她读过高中，觉得她不开化，简直没沾过文明的气息。依我们那时的脾性，认为这种婚姻是该造造反的，什么年代了，还演旧社会那种故事？但我对“接受再教育”不敢有腹诽，即使见到意外的事也不遑多想。群众怕干部如怕见瘟神，社队干部暗示我们“进贡”，农民借钱不还等等，已经使我们困惑了，但最使我感到不解的，是玲娣那样的青年竟然还在接受不合理的封建交换婚姻。
我成天干活，已经不大注意玲娣的事。夏天时，村里人说，玲娣成天不说话，可能是精神病。奇怪，这个全村人都夸的姑娘嫁到夫家就成了废物，而那个我们敬畏的贫农家庭竟然没有一丝的人道，婆婆一早一晚地骂她，丈夫天天打她，动不动就要她“小心点！”秋天到了，她生下一个不足月的男孩，有一天，她忽然把小孩往水缸里扔，结果被婆婆和丈夫毒打一顿。我想，玲娣可能真的得精神病了。
秋收后翻地，玲娣裹着头巾，低着头，袖着两手，蹒跚地向南面走去－－那条路，就是一年前她扛着扁担，在泥泞中高喊着迎接我们的那条路。乡亲们看看她，也没人搭腔，好像都习惯了；倒是我想起一年前她在冬雨中接我的事。
中午时分，有人从陵口那边捎话过来，说玲娣被火车撞死了。据车站的工人说，她在枕木上走，火车拼命鸣笛，她像是没听见，车虽然刹住，可惯力把她撞出十几米外。
有七八天的时间，村上的人把玲娣的死当作热门新闻，上工时在地里拄着锄头要说一阵。一个月后，再也没有人提起她了。每次路过玲娣的长满青草的坟头，眼前就会出现下乡第一天遇到的那个玲娣，她的喊声好像还很清晰，她举手呼喊的动作也定格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可爱的青年就那样死了，也许只有我还时时地记起她。
30年过去了，现在每当我乘车在上海和南京间往返，路过三等小站陵口时，我都希望司机能鸣一下汽笛。现在，还会有人再提起她的故事吗？
有一年，有人给我出过一个题目，叫“再教育的第一课”，我始终没有写。其实要论印象，在当时，玲娣之死，对我思想的触动是大得不得了的。那一年我19岁。
1998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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