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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被人问什么“杂文创作谈”，可是怕什么来什么，编辑偏要我说说，我不得不说几句，反正不指望得到表扬。我早就过了矫情的年龄，更何况没有人认为我会矫情，我之所虑，是因为一向没觉得自己会“创作”。在我看来，所谓杂文，也就是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这些文字 ，有时可能是思想的闪光，有时是一声叹息，有时则是笑骂，一般说来，简单得如咳嗽一般真实，——不过，如果你不时地会来几声假咳嗽，那我又没话可说了。
如果非得说什么“经验”，我认为目前一定要做到说真话，要把读者当作无须提防的朋友，诚实，诚恳。有了诚意，说错什么也不要紧。
半个世纪前起，杂文很背时，写杂文麻烦多，有人甚至说写杂文的人危险。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怎么说点实话，譬如咳嗽，就会被视为“危险”？在我看来，最危险的事莫过于说假话，不但危险，而且也阴险，祸国殃民之外，还弄得人人自危，冷漠虚伪。而那些说假话成习惯的人，早就面不改色，面具已经植在了骨肉上，看那样的人，比读杂文更可怕！为什么他们说谎成性反而无所畏惧？
我们经历的时代，害怕杂文的，或者说是恨杂文的，都让写杂文的人无话可说。当然，无话可说不代表不敢说话，只是我们说话说得更加吃力，于是杂文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比较多的注意“身边小事”，这些小事经常促使我想写一点什么。小事都是人在做的，大事则不一定，不少是用来瞒和骗的。我不是不想了解大事（更不会是因为大事不值得我去了解），那些大事愿不愿意、肯不肯、或是能不能让我这样的公民知道，却又由不得我。所谓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非得有吃肉的资格，并非人人得而尝之；但是荒野之上，牧人樵夫，见一叶而知秋，即使老天爷手眼通天，也无法遮蔽大地的现实。同时，于我而言，小事往往更具有思考的价值。欲知天下事，不出里巷，正常推导，也能八九不离十。文革期间，思想钳制得那样紧，并没能阻止独立思想者凭蛛丝马迹推测天下大势，而闹笑话的经常是藏藏掖掖以为一手可遮天的政治权贵。
杂文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的立场和智慧，至于技巧则未必足道。杂文可以大众化，也可以“小众化”，只要文章真，就会有想看的人。只是千万不要学人家的腔调，因为世界不能只有一个调子。比如我当教师，如果全班五十多学生，写出的文章是一种声音，一个调子，我会觉得那是教育教学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有个性的、有创造性的人。
写杂文要有真情实感。以前看过棍子们的杂文，基本是走狗文章，打手文章，太监文章，那些人未必不聪明，可是做了棍子，做了打手和太监，没有立场，成了工具，他的爱憎就不是自己的内心反映，看那样的文章，最是无趣。
不久前，有读者提议，你们杂文家以后不要再说什么“敢爱敢恨”了，要有点悲悯情怀，多讲讲博爱，多讲讲仁慈吧；即使对腐败分子或其他坏人，也要“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 （特蕾莎嬷嬷语）。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要求杂文家多讲宽容和谐。可是看社会现状，就感到他那“需要宽容”可能是代表一些人说的，要不就是脑子糊涂。——他牵走了你的牛，扒了你家的房屋，还希望你对他们闭上眼睛；他逼你做了流汗的奴隶，还希望你继续要求进步，兼任有笑容无思想的奴才；他根本不愿意和你讲平等，却要告诉你，“时机很不成熟”，“国情不同”；他们不检讨自己的罪孽，却要你自觉地对恶魔讲博爱，讲仁慈……
因为还有很多人曾经、正在、或者将要吞噬国民的血汗，所以对他们讲博爱，讲仁慈，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人长睡不醒。比如，把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卷走了，在国外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对那样的人，我想中国劳动人民很难做到“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在中国，还有饥饿的老人和儿童，还有像牛马一样被奴役的妇女，还有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童工，还有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被挡在医院门外等死的老人，还有为了20元钱一天的工钱冒死到小煤窑替黑心矿主挖煤的农民……面对他们的苦难，我们徒有悲悯，我们的博爱远远不够弥合他们的创伤。以前的社会习惯用语中有一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人民都知道的现实，杂文家却看不到，只爱不恨，我们能说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我们能认为他们有正常的情感吗？
法律像徘徊游移的云彩，正义总是姗姗来迟；对恶的惩罚来得太晚，爱的呼唤就不能不变得廉价。所以，我想对那位读者朋友说的是：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的确应当有那样博大的爱，但是“国情不同”，“时机很不成熟”。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舞台上没有了讽刺剧的？当代中国，还有没有喜剧？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这本身多像喜剧啊。
如果这些问题想明白了，杂文真的不难写，只是你千万不要干咳。
2007年7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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