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高校录取入学的时节。又到了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重压的时候。大众媒体倾注于这两方面的报道热度，犹如时下的气温一再升高。教育的“苦夏”不期而至。

 一类报道是，现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频频遭遇就业寒流。

2005年新华社消息：《研究生遭遇就业“寒冬”》。消息称，近年来山西省研究生就业率明显下降，甚至已低于本科生！另有《南京晨报》消息：据相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4年第四季度，南京市已有158名硕士以上的高学历人员在劳动力市场登记失业，吃起了失业救济。这仅仅是一个信号。事态的严重性在今年猛然凸现。

2006年7月17日，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公布。2006年全国应届毕业大学生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413万，截止到5月底，半数以上毕业生未找到工作。调查历时一个月，涉及全国百所高校6000余名本科毕业生。400万的半数以上可就是200多万。若加上往届大学毕业生，恐怕300万都得拐弯吧！

 另一类报道是，现行高等教育‘产业化’倾向似有失控的迹象。

上世纪90年代，高校象征收费200元/年起步，短短16年间，高校学费上涨了30余倍。达到7000元/年。其增涨速度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按现有农民年均收入计算， 一个农民父亲苦干十三年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2003年1月至2005年8月，全国共查出教育违规收费16.9亿元，清退10.4亿元。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1.7万件，有6800多人受到责任追究。全国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连续数年雄居榜首。难怪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拍案怒斥：高校乱收费上瘾！
 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学费杀人’的恶性事件，频现媒体报端，似也顺理成章，见怪不怪了。

《三晋都市报》报道，女儿高考上线，老父亲李海明，一个老实巴交的山西贫困农民迫于高昂的学费上吊自杀了。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山西榆社上线考生陈力（化名）的父亲陈东生服毒自杀。年仅43岁。两起自杀事件，间隔不到10天！实在是‘旷世奇闻’，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类似的悲剧在全国已经出现了20例。

更有甚者，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直接刺激了‘普九’教育的异化。以升学率排名为基本依据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屡见不鲜、愈演愈烈。　不久前，央视(360度)栏目爆料：河南省实验中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设立了插班费、择校费、扩招费等大小29种收费名目，违规收费金额达1.76亿元！一个中学，三年时间，其敛财手段如此生猛。即便时下身负“暴利骂名”的地产大佬，恐怕也自叹弗如。“普九义务教育”变得越来越“奢侈”——“义务支出”费用年年高启。难以化解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犹如传染性病毒，由绝望的父母散播到脆弱的孩童。“金色的童年”备受“金钱”的困扰；“缴费义务”的重压，甚至吞噬了豆蔻年华。据报道，为了给家人节约10万元择校费，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自杀了。在她留给父母的遗书里说：“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寥寥百字稚嫩话语，深深刺痛人心。一切有良知的人，怎能不泪洒衣襟，黯然神伤。

勿需多高智商，谁都能一眼看出两类报道对比撞击出的内在意味。它即惨酷，又荒诞。

一边是千军万马涌堵独木桥——上大学！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自杀的悲剧，付出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贫困考生的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转眼之间竟化作绝望父亲的‘催命符’。

另一边是，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社会成本，令人痛彻心腹的血的代价，高等教育的丰硕成果却不被社会经济生活所承认。就业寒流的强度正在一步步地加大。多少莘莘学子在虚掷青春；多少社会财富在贬值缩水：多少不堪重负的家庭在一步步地陷入绝望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亲的死，可以唤醒社会的良知——募集贫困生就学的公共教育基金；可以激发政府的作为——构筑贫困生迈入高等学府的‘绿色通道’等等。但是，我的质疑却是——高校就业率持续走低的现状一目了然，敢问贫困生学成之后的出路何在呢？父亲的死有价值、有意义吗？！

 我想，这里一定是那个关键环节出现了严重“脱臼”。

 国民教育到底是公益事业，还是创收产业？公益性 与产业化的关系到底如何？

一般而言，教育的公益化属性确保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公正、公平。有教无类是民本思想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纵观当代世界各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结论——教育的公益性是教育事业的普遍特征，是立国兴邦的根本。而教育的产业化属性，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具备的局部表征。它对国民教育物质基础的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必须加以明确的是：教育的公益性始终位居主导，是目的、是原则。教育的产业化位居次要，是一种可选择的附助性手段与有限的形式，需要严格依据社会发展水平和现阶段民众的实际承受能力来确认并实施。决不能由于后者的促进作用而忽略、甚至否定前者的主导地位。令人痛心的“学费杀人”，不就是眼下教育产业化锐意进取，几近颠覆教育公益性主导地位的鲜血淋漓的例证吗？！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教育公益性主导地位日渐式微，导致教育产业化利益驱动的恶性膨胀。办教育就像开商埠，追求经济效益的即时性与短期化。现行应试教育体制，把分数考核迅即转化为百试不爽的创收致富手段。面目丑陋的功利性与‘贵族化’现象，不仅在高等学府大行其道，就是在实行“普九”教育的中小学校园也开始泛滥成灾。试问，在如此铜臭氛围中，还会有谁劳心费力地思考教育体制的创新改革；还会有谁去客观地审视教育内容与瞬息万变、生动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吻合；还会有谁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去谋划国民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教育体制的僵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利益驱动相结合，加剧了教育事业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程度。高分低能，学无所用等体制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这真可谓是撒旦的狂欢。它的直接恶果就是：毕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千百万莘莘学子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已经对现行高等教育大声说‘不’。

 教育公益性与教育产业化的本末倒置，即败坏了教育系统的机能，剥夺了社会公正，又加深了应试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脱节。二者恶性互动，催生出了“现代科举”的怪胎：应试教育产业化！

教育的‘苦夏’太久了。社会的‘抑郁’状态亟待抒缓。我们需要反思。我们需要修正。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面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变异——“现代科举”，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依然振聋发聩！